「观点」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和学风

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2013年第9期。

原文标题为《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和学风 ———汪信砚教授访谈》

受访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汪信砚教授

采访者：李成龙，时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观点概述

治学态度实际上首先是一个做人的态度,它是我们人生态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具体来说,我认为,我们应有的治学态度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敬、信、爱。

所谓“敬”,就是虔敬、敬畏。学术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事物,是社会文化、社会文明和人类精神世界的建设活动,它承载着探寻真理、建构人类价值体系的重任,是一种非常高尚、非常严肃的事情。也正因如此,我们对学术、学问应该有一种虔诚的敬畏之心。

 所谓“信”,就是相信、信仰,就是真诚、崇奉。学者是社会的知识精英,他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不能没有任何信仰,尤其是不能没有学术上的信仰。

做学问也要用情,也要倾心地“爱”,即热爱、珍爱、爱护。一是热爱学问本身。二是热爱真理。三是珍爱自己的学术主张。

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和学风 ———汪信砚教授访谈

李成龙：汪老师,多年来,您潜心学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学界有目共睹的成就。以往曾有学术刊物就您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作过访谈,在这里,我更感兴趣的是贯穿于并支撑着您的学术探索的那些东西。想请您谈谈,作为一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应该怎样治学?

汪信砚:按理说,谈治学经验,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应该如何治学的问题,我并不完全够格,因为我深感我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许多同行学者在治学方面也比我做得更好。不过,作为长期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我对于治学问题也有一些自己的体会,我也很愿意把自己的体会与大家分享。

李成龙：根据我的理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应该如何治学的问题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问题,它所涉及的首要问题,可能是治学态度问题。您能不能先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汪信砚:好的。在我看来,治学态度实际上首先是一个做人的态度,它是我们人生态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人与为学、为人与为文应该是一致的、统一的。我们常说文如其人,我们通常称赞某人“学为人师、德为世范”,说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大凡真正有学问的人,在做人方面一般也都为人们所称道。具体来说,我认为,我们应有的治学态度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敬、信、爱。

所谓“敬”,就是虔敬、敬畏。梁启超在他的《欧游心踪录》中说:“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学术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事物,是社会文化、社会文明和人类精神世界的建设活动,它承载着探寻真理、建构人类价值体系的重任,是一种非常高尚、非常严肃的事情。也正因如此,我们对学术、学问应该有一种虔诚的敬畏之心。

 一是不能随便为之、草率为之,必须慎之又慎。我们经常听说有人一年出若干部著作、发表数十篇文章,动辄就是著作等身,很难相信他们对学术有敬畏之心、有严谨的态度。还有一些人以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自居,随意发表不负责任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见解,同样也没有对学术、学问的敬畏之心。

 二是应该遵循和秉承学术精神,不能有太多功利方面的考虑。所谓学术精神,不外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是学术精神的最高境界。我们一般人都达不到这种境界,但我们应该有起码的学术良心,努力追求真理、维护正义。当然,我们都是凡人,我们生活在尘世中,大学教师和研究者要评职称,每年都必须完成一定的科研工作量,所以,做学问不可能没有一点功利方面的考虑。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记住学术的使命,我们的功利考虑不能背离社会良知和学术良心。

 三是应有基本的学术操守,特别是不能破底线、踩红线。既然学术乃天下公器,它就必然会有公共的规范,它就必须接受社会特别是学术界的监督。违反学术规范,抄袭、剽窃他人的成果,会受到惩处。但是,我们说不能违反学术规范,不应该是出于害怕受到惩处,而应该是出于对学术的敬畏。康德有句名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在他看来,人们只有把外在的他律转化为内在的自律,才会有真正的自由、自觉。事实上,我们也只有培育出对学术的虔诚的敬畏之心,才会真正自觉地遵循学术规范。有人说,中国社会出现那么多腐败现象,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缺少一种敬畏心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不敢妄言。但就学术界的情况而言,一些人因为抄袭、剽窃而受到惩处,而另一些人仍然在继续抄袭、剽窃,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确实是因为缺乏对学术的敬畏之心。

李成龙：我觉得,虔诚的敬畏之心应该是与某些信仰相联系的。比如说,在各种宗教中,人们的虔诚和敬畏心理总是与对神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您所说的这种“敬”即对学术的虔敬、敬畏是否也关涉到某种信仰?

汪信砚:是的,所以接下来我要说“信”。

 所谓“信”,就是相信、信仰,就是真诚、崇奉。学者是社会的知识精英,他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不能没有任何信仰,尤其是不能没有学术上的信仰。学术上的信仰可以是前人或他人提出的某种学说或主义,也可以是自己所获得的某种深信不疑的主张。一个学者如果没有任何学术信仰,那么,他在学术研究中提出的观点、得出的结论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的学术研究就形同儿戏;如果他拿这样的成果去发表和出版,他就非常虚伪,也是在愚弄别人。同时,人们治学、为学还应该守护自己的学术信仰,也就是要有自己一贯的根本学术主张。这是一个关系到作为学者的人格或学术品格的问题。有的人今天信这个学说,明天信那个主义,什么东西时髦就信什么,什么东西有市场就研究和推销什么,或者像墙头一根草,风吹两边倒,这类人的学术品格、他们作为学者的人格是有问题的。当然,这也不是说人们不能改变自己的学术信仰,但这种改变应该是基于自己的探索,基于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

 学者应该有自己的学术信仰,对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我们经常对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说,你们选择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就必须通过努力学习而真心相信、信仰马克思主义。如果一年到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将来成为教师又天天给学生讲马克思主义,但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和研究当作饭碗,并不真信马克思主义,那会是一件非常滑稽、也非常痛苦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只有真信马克思主义,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有所建树。因为真信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透彻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必须扎实研读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而这些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有所建树的最基本前提。李达先生曾经非常形象地说:“一个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不能像摆摊的小贩,天晴了就把摊子摆出来,天气不好就收摊子。”这也是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人要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自己的学术信仰。强调这一点,在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李成龙：做学问不可三心二意、随波逐流,而应发乎一定的学术信仰。古人关于学问境界有很多精辟的阐述。如王国维曾概括出学问的三境界,其中之一便是他借北宋词人柳永的名句所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种学问境界肯定要基于某种坚定的学术信仰,同时它也含有某种深沉的情感,这是否就是您所要说的“爱”?

汪信砚:可以这么说。做学问也要用情,也要倾心地“爱”,即热爱、珍爱、爱护。

一是热爱学问本身。学者的本务、事业就是做学问,理当对它充满热爱之情,要有那种一天没做学问就好像虚度了一天的感觉。只有热爱学问,才能潜心学问。在我们今天这个充满商业气息和浮躁心理的社会,尤其应该强调这一点。当然,人们爱学问本身可能会基于不同的动机。爱因斯坦说,住在科学庙堂里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也各不相同:有人觉得科学能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有人之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品奉献在科学的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有的是为了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有的则是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以自己和谐的世界体系来代替繁杂的经验的世界,并征服它。他认为,科学庙堂如果只有前两类人,那就决不会有科学,因为这两类人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都会去干,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第三种动机是消极的,最后一种才是积极的。在爱因斯坦看来,最后一种人是出于科学的使命而爱科学,他们对科学的爱甚至类似于一种宗教感情,即他所说的“宇宙宗教感情”。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出于学问的使命而爱学问,而是想着做学问可以得些甜头和好处,如争取到项目赚点钱、搞点资本好当官,那肯定是不可能真正潜心学问、做好学问的。

二是热爱真理。爱真理,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就是满腔热情地追求真理,这是科学精神的基本要求。只有爱真理,才能潜心探索,甘于坐冷板凳,不为各种功利所诱,不为各种声名所惑,才能把学问做扎实。只有爱真理,才有可能纠正、克服别人和前人的错误,在学问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因此,他才敢于多次批评他的老师柏拉图的错误,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成为与柏拉图齐名的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只有爱真理,才会形成独立的学术人格,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敢于讲真话、实话,甚至为坚持真理而献身。只有爱真理,才能有宽阔的胸襟和包容的心怀。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没有对真理之爱,是很难有这样的胸怀的。

三是珍爱自己的学术主张。特别是在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我们往往很难把某种学术主张简单地归于真理或谬误的范畴,因为人文学科的主要任务不是生产知识,而是建构价值观念体系。但是,一旦我们通过严肃的探索和理性的选择而形成了某种学术主张,我们就应该珍惜它、珍爱它,因为它是我们辛苦劳动的成果,是我们在学界立足的本钱。珍爱自己的学术主张,我们才会不断地深化它、完善它、推进它,使它越来越丰满、越来越可靠、越来越有学术影响,使其成为一家之言。珍爱自己的学术主张,我们就不会今天主张这个,明天主张那个,净做些论证别人观点的没有学术含量的事情,净写些都是大话、空话、废话的文章。珍爱自己的学术主张,我们就不会随意转让、出卖自己的研究成果。

四是爱护自己的学术声誉。学术声誉是在学术活动、治学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它关系到学者的学术生命。良好的学术声誉要靠严谨的治学和扎实的学问来获得,但也需要从各个方面来呵护。那些无视学术规范、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的人,那些粗制滥造、不是为申述自己的学术主张而是为发文章而发文章的人,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学术声誉,我们就不去说他们了。但是,在因学术不端而损害了自己学术声誉的人中,确也有人属于不经意间犯了过失错误。例如,近年来时不时被曝光的学术抄袭、剽窃案中,有不少问题作品是由研究生与导师共同署名的。虽然这些抄袭、剽窃事件的始作俑者是学生,但导师无疑负有把关不严的责任。一位学者在自己甚至都没有认真看过的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是极不珍惜自己学术声誉的表现。这些抄袭、剽窃案的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的。

李成龙：您把我们应有的治学态度概括为“敬”、“信”、“爱”,它们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正确的治学态度可能还只是做好学问的基本前提。除此以外,治学方法是否也是非常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呢?

汪信砚:是的。有了正确的治学态度,还必须有正确的治学方法。毛泽东曾形象地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可见,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我在这里不可能讲具体的治学方法,而只能谈些方法论原则。我把它们概括为以下几种意识:

 一是经典意识。普列汉诺夫说:“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在于旁征博引。”现在的学者多是些专家,博士也专而不“博”,我自己就深感知识面窄,很多东西都不懂,因而常常难以旁征博引。虽然做不到旁征博引,但我们至少要能够引经据典,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熟读和掌握经典。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经典,离开了这些经典,各门学科就成了无本之木。熟悉这些经典是我们应有的看家本领,也是我们做学问的基本功。是否熟悉经典,是一门学科的专家与门外汉的重要分界线。我们经常听人说,马克思主义没有用、过时了。我们就问他读过哪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他说没读过。这是典型的门外汉。然而,有些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人其实也没有真正好好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这就很不应该了。熟悉经典,开口落笔能够自如地引经据典,我们说话才会有底气,我们提出的观点才有可能有理论的依据,我们前面所讲的“敬”、“信”、“爱”等治学态度才有基础,才是真诚的。熟悉经典,方可返本开新,不断有所创新。西方学者的经典意识是很强的。他们言必称希腊,却又不断提出各种原创性的理论,不断涌现出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所以,我觉得,西方学者的理论创造能力与其经典意识是有内在关联的。总之,要做好学问,必须强化我们的经典意识,必须认真研读和熟悉经典。

 二是现实意识。马克思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虽然我们不可能都去创造马克思所说的“划时代的体系”,但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我们应该有强烈的现实意识,应该密切关注时代的需要、现实实践的需要。离开了现实,离开了时代和实践的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其所谓的研究成果也会毫无意义。当前,强调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术研究中强化现实意识,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成龙：关于您前面所说的“经典意识”,我想一般人都不会有什么异议,但对于您在这里所强调的“现实意识”,有些人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近年来,“政治淡出,学术凸显”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的流行话语。这种流行话语的本质在于把学术与政治对立起来,同时它也隐含着对于学术与现实关系的某种不当看法。您觉得呢?

汪信砚:的确如此。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谈到现实,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政治,甚至把现实等同于政治,并常常因讨厌政治而规避现实、逃离现实。近年来,“政治淡出,学术凸显”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的流行话语,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的历史上充满了各种政治运动。在历届政治运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往往沦为一种政治工具,其主要功能是为政治运动作论证,甚至是为现实中个别政治事件作辩护。这种情况当然是不正常的,它完全扭曲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但是,上述流行话语把政治与学术抽象地对立起来同样也扭曲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它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其实,与学术对立的政治只不过是一种畸形的政治。就其本真意义而言,政治不仅不应“淡出”,而且应该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关切之一。一方面,如果说人文社会科学的使命是探寻真理、建构人类价值体系,那么,它当然也应该包括在社会政治领域探寻真理、建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该自觉地为政治服务。什么是政治? 我记得哈佛大学的一门公开课里讲,政治就是使人人都幸福。当然,这样一种看法可能并不为每个人所认同。但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是现代政治的核心理念却是毋庸置疑的。难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应为这些价值理念鼓与呼? 再者,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是最大的政治,难道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应自觉地服务于这一最大的政治?

 不过,政治关切只是我们所说的现实意识的一个方面,因为现实并不等于政治。除政治外,现实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内容,如经济、文化等,它们同样都应该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关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无论是对于现实的哪一个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应该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现实意识应该内在地包含着一种批判意识。所谓对现实的批判意识,就是在对现实的关注中楔入一种理想的维度,不是简单地反映和认同现实,而是注重用一定的价值理想审视和批判现实,并通过对现实的审视和批判来追求一定的价值理想。只有秉持这种批判性的现实意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才能既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特定的现实,才能既扎根于时代和现实实践的需要,又避免沦为现实生活中个别事件的论证手段和辩护工具。

 三是问题意识。现实意识必须与问题意识相结合,否则,它仍然可能走入迷途。近年来学术界以热衷于制造各种新词新说、热衷于概念游戏为典型特征的形式主义的学术性诉求,实际上是对以往曾经相当流行的无批判精神的片面的现实意识的一种反拨。但形式主义的学术性诉求与它所反对的片面的现实意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缺失学术研究应有的问题意识,都是一些不结果实的“花朵”。

 我们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关注时代和现实的需要,就是强调要研究时代的问题、现实中的问题,因为时代和现实的需要总是表现为一定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时代才能前进,现实才能发展。马克思曾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专心倾听时代的声音,扎实研究时代和现实中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才能开花结果。在20世纪初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曾提出应“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在当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今天,我们可以对这一口号或命题作一批判的改造:要谈主义,更要研究问题。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空谈主义的太多,研究问题的太少。一方面,一些人热衷于用其他各式各样的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却并不去深究其他各式各样的主义对于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一些人声称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往往只停留于空谈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很少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和解决时代和现实中的问题。其实,如果没有问题意识,什么主义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是为了要解决各种问题,选择哪种主义也都是无所谓的。

李成龙：看来问题意识真的很重要。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问题意识似乎还很神奇:如果不想问题、不研究问题,就会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深入地思考和探索问题,又会带出和产生一个又一个的新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

汪信砚:在学术研究中,问题意识是自我增值的。有些人想报科研项目却找不到恰当的课题,有些人想写文章却找不到好的题目,总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可研究。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平时缺乏应有的问题意识。实际上,如果我们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心中总是揣着问号,问题就会主动找上门,脑中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于光远先生在谈治学方法时,就特别强调心中要有很多问号。他说:“问号在勤于思考的人看来是开启任何一门学问的钥匙。问号形如钩子,可以钩到很多问题的答案,没有问号,即使到了知识的宝库,也会空手而归。” 不过,光是有了问题还不行,还必须对问题紧追不舍。在学术研究中,有些人脑中也不时会产生问题,但他们并不对问题深究,问题在他们那里只是匆匆的过客,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有珍惜问题、抓住问题,像于光远先生所说的那样把问题当作财富的源泉,不停地追问下去,才会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才能在学术研究中开花结果。

四是前沿意识。所谓前沿意识,就是要时刻关注学术研究的前沿动向,并努力站在相关领域发展的最前沿开展自己的学术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它的产品主要包括两类,即知识和价值观念。除此之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有非常重要的副产品,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但它们是在主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并且是为主产品的生产服务的,只不过它们往往还有更广泛、更普遍的社会意义。与物质产品的生产不同,知识和价值观念等精神产品的生产都是独一无二的。其中,知识的生产只能是一次性的,重复已有的学术研究、生产已有的知识毫无意义;价值观念的生产则必须是个性化的,即只有表达了某种独特的价值观念、价值理想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也正因如此,所以李凯尔特说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致思方向是“个别化”或“具体化”。知识和价值观念等精神产品生产的独一无二性,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具有前沿意识,即只有站在各个领域的最前沿开展学术研究,才有可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

 站在相关领域发展的最前沿开展学术研究,无非就是做到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发现、把握和研究前沿问题。我们说要有问题意识,要注意发现和研究问题,首先是指要发现和研究各个领域里的前沿问题。前沿问题是指那些对相关领域的发展具有引领作用、因而需要特别重视和优先探讨的问题。前沿问题往往是一些热点问题,因为既然是前沿问题,所以一般会引起众多探讨者的关注和重视。但是,前沿问题本身也有一个为人们所发现和受到重视的过程,所以前沿问题并不必然是热点问题。在学术研究中,如果能够发现尚未成为热点问题的前沿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前沿问题也并不必然是全新的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前沿问题有时是一些非常基础性的问题,有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再成为前沿问题。这也是很好理解的,因为既然这些问题具有基础性,对相关学科或领域非常重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它们作重新思考能够带动整个学科或领域的发展,所以它们就能够反复成为前沿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创造、引入和运用新的方法研究问题。前沿性的研究,可以是对前沿问题的研究,也可以是运用前沿性的方法所开展的研究。这里所说的前沿性的方法或新的方法是广义的方法,包括新的视角、新的视域、新的思考方式、新的分析方法,等等。即使是对于那些惯常的问题,如果能够运用新的方法开展研究,也有可能产生重要的成果。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马克思、恩格斯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所研究的都是无产者被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但由于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从根本上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实际上,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也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创造并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结果。

李成龙：我们很多人都希望像您所说的那样站在相关领域发展的最前沿开展学术研究,但在实际的学术实践中却又感到非常困难。这说明,要形成前沿意识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您觉得怎样做才能具有前沿意识呢?

 汪信砚:前沿意识的培育和养成是一个苦练内功的过程,就是说,要了解什么是前沿、什么不是前沿,要发现和把握前沿问题、创造或引入前沿性的研究方法,首先需要对相关领域作深入、扎实的研究,需要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厚重的积累。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但是,这里确实也有一个方法的问题。首先,应该广泛阅读国内外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有些人只读著作,不读报刊文章,这是不可取的。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是人们的最新研究成果,看一篇好论文的收获完全可能不亚于读一部著作。不读报刊文章,就会失去了解学术研究前沿动向的最佳途径。有些人只读国外的论著,不看国内同行的作品,这也是让人难以理解的。难道国内同行都不行、没有一部作品值得一读? 这不只是一个文人相轻的问题,而是一种夜郎自大的心态和迷信国外学者的偏见。这种自大心理和偏见,也必然不利于把握学术发展的前沿动向。其次,应该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特别是那些高层次的学术会议。现在是信息时代,能够比较方便地获取各种学术信息,因此,有些人可能几年都不去参加一次学术会议,甚至认为学术会议不过是“聚人”,参加不参加无所谓。但是,间接地获取学术信息与面对面地交流是有本质区别的,后者不仅能够使人更有效地接受新的学术信息,而且能够激发人的思维,开启新的思路。我们也不要有太高的期望值,每次学术会议能够在一两个问题上为我们提供新的信息、使我们受到某种启发也就值了。

李成龙：以上您较全面地阐述了您对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的见解。就如何治学这个问题而言,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学风问题。接下来您能不能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汪信砚:确实如你所说,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不仅要有正确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还应养成和体现出优良的学风。我们这里所说的学风,是指人们通过学术研究活动、特别是学术研究成果而体现出来的学术风气,它是学者们的学术旨趣、学术品格、思想倾向、学术价值观念、社会责任担当等的综合反映。优良的学风,对于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优良的学风应该是怎样的呢?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但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谈到学风问题,我们自然会想到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所撰写的系列论著和所作的重要论断。毛泽东反复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亦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与靶的关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有的放矢”,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之“箭” 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我们只有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应有的学风问题,但我觉得它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研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如此。

 毛泽东当年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其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反对王明式的教条主义,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今天,我们在学风方面同样也面临着反对教条主义的任务,特别是要反对以下两种新式教条主义:

 一是文本崇拜,即无限夸大经典文本研究的重要性,以至于把对经典文本的研究看作是唯一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例如,在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应该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研究。这种文本崇拜与前面我们所谓的经典意识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说要强化经典意识,是指要重视和精通经典,把经典文本作为我们研究现实的重要思想资源;与此不同,文本崇拜根本无视现实,把学术研究等同于对经典文本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通过研究谁的文本、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的深刻反思才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从学风上看,文本崇拜与理论联系实际是背道而驰的。

 二是洋教条迷信,即把一些现代西方思想家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对现代西方的一些学说和理论充满了迷信。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术研究中,这种洋教条迷信是普遍存在的。当今中国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几乎都为现代西方的各种学说和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所占领,是西方学术的天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也广泛存在着以西解马、以西评马、以西誉马的流弊。在我看来,不破除这种洋教条迷信,也是很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

 正是为了反对这些新式的教条主义,我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的理论范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就是说,各种学科都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来研究中国的现实。当前,特别是要研究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创的,它是民族的,也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只有自觉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聚焦于中国道路,构建中国的学术话语,才有可能在当代国际学术舞台上取得与中国经济崛起相匹配的地位。

李成龙：学风问题与文风问题密切相关。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文风问题经常成为人们公开或私下谈论的话题。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有的文风明明是很成问题的,但却被某些人视为时尚,甚至成为一些年轻学者刻意模仿的对象。您如何看待时下学界的文风问题?

  汪信砚:广义的学风是包括文风的。毛泽东多次倡导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也意味着一种清新朴实的文风。文风看似事小,实则是一个人的精神徽章。徽章是佩带于身上的人的身份、职业等的标志,而作为人的精神徽章,文风则是为文者的心性、人品、精神风貌、行事文格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的综合表征。正因如此,所以“阅其文,乃知其人”。白居易曾写道:“言者志之苗,行者志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文风还不只是为文者的个人行文风格问题,它与社会风气联系紧密,甚至与国运兴衰息息相关。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出现的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白话文运动等文风改革运动,都是有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就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而言,文风也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要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和健康发展,必须大力倡导清新朴实的文风。

 时下学界在文风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用汉字写洋文。有些人著书撰文,总喜欢模仿西方学者的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于是就出现了用汉字写洋文的现象。这显然是洋教条迷信在文风方面的表现。问题在于,人们模仿的一般都是二手的洋文即对西方理论和论著的译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和论著的译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掀起了西学东渐的新高潮。从学术文化的交流来看,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很多译介极其粗糙、学术质量极其低劣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读一些译介作品后时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说西方学术大师的理论和思想如此深奥以至难以用汉语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 我的答案是,问题主要出在对这些理论和论著的译介上:要么是译介者的文字功夫不过关或文字表达能力较差,要么是他们本来就没有弄懂其所译介的文本。人们模仿的西方学者的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有时就是由这类译介所构建的,很难说是西方学者本真的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即使人们通过某些高水平的译介或通过直接阅读原始文本而惟妙惟肖地模仿了西方学者本真的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那也不值得称道,因为它最多也不过是鹦鹉学舌。那些对西方学者的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的模仿,那些用汉字写的洋文,就好比是中国人的厨房里烹制出来的西餐,它们难以成为中国人的可口食品,更不可能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二是故弄玄虚,故作高深,用佶屈聱牙的语词装点门面。在时下学界,有些人喜欢用一大堆生造的概念和语词唬人,有些年轻学者还以此为时尚,甚至竞相模仿,似乎谁生造的概念最多、谁用的语词最佶屈聱牙和最难懂,谁就最有学问,谁的思想就最深刻。某些报刊文章,从头至尾满是这类读来让人不知所云的概念和语词。难怪有人把今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称为“词藻的盛宴”和“概念的竞技场”。

 对于时下学界的这一流弊,一些前辈学者深感忧虑。陶德麟先生就曾多次提出批评。他说:“文风上也要力求精密显豁。个人当然应该有各自的风格,不能规定模式,强求一律;何况语言本身也在发展,并无一成不变的定格。但中国语言毕竟有相对恒定的因素,不宜置之不顾。中国人写文章还是应该说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话。恕我直言,现在有的文章很像用汉字写的洋文,艰深晦涩,佶屈聱牙,不知所云。我以为也不可取。苏轼当年曾批评扬雄‘以艰深文浅陋’,认为‘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语虽尖刻,却有至理。把深刻的道理表述得准确晓畅,才是高手。”陶先生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写文章不能靠生造概念和语词来唬人,而应运用充分有力的论据和内在的逻辑力量来说服人。一个真正有学问、思想深刻的学者,根本不需要用生造的概念和语词装点门面,相反,各种生造的概念和语词往往掩盖着思想上的空洞,它们时常成为人们在一些症结问题上蒙混过关的伎俩。通观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可以发现,那些成就卓著的学术大师一般在文风方面也堪称典范,他们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深奥的道理阐释得淋漓尽致。这一现象是值得我们认真省思的,那些学术大师们的文风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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